我为什么要做高考志愿辅导？

2006年6月底的那几天，影响了我迄今为止的人生。

我自己的高考志愿填得很简单，还忙里偷闲填了一个我高三心心念了一整年的重庆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反而那几天的七个人找我聊高考志愿时，神色各异的脸，这十六年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也成了我后来选择做高考志愿研究和公益辅导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七个人里有六个人都是来自那所枇杷山下的全国排名前五的某超级中学。每一位都在个人兴趣、父母期望、学校名气与专业前景之间面临着极其典型的困境。我目睹和感受了他们的困难和困惑。往后的十几年，我见到了更多有类似问题的年轻人们，不分家庭、学校、成绩好坏。

十年之后，2016年的夏天，我是在宁夏过的。

我和我的硕士导师、北京大学的丁延庆教授，以及我的师弟杨晋和伍银多，师徒四人，带着一众好友和更年轻的学生们，从贺兰山下一马平川，到中卫黄河花落花开。

那一年，我们给宁夏当年三分之一的高考学生发放了我们自己编写的、从北京郊区印刷厂连夜运到银川再分发到各区县高中的志愿填报手册；去了七所高中做了怎么填好高考志愿的讲座；还在银川、固原和中卫的宾馆里日夜轮流做客服，在线上给一百多个高考学生做了一对一辅导。

上一次老丁带队做这么大规模的项目，是我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去甘肃陇南山里，评估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重建更美好”（Build Back Better）汶川震后教育帮扶项目。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为改善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奔波的老丁，为了这个新的高考志愿项目，还曾一个人背包坐长途大巴去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的西海固做筹备；等我们固原小分队坐着庞巴迪上了高原的时候，万事备，那就努力工作吧。

宁夏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非凡。除了从小背诵的“大漠孤烟直”、“萧关逢候骑”所构建的国家图景的吸引，在青年时期所喜爱的苏阳、布衣乐队也进一步丰富了我对这片山河之地的想象。还有 2004 年夏天，一位我视为人生楷模的金坛县青年，在绵延贺兰山下面对李元昊的西夏泰陵自问“我能留下什么”，这句话多年来一直激励着我去那里看一看。

直到 2016 年，我走出河东机场，惊诧于眼前的黄河落日圆的时候，宁夏真正成为了我从“书生”转换轨道变为“管道工”（诺奖得主 Esther Duflo 引发的讨论：经济学家是科学家、工程师还是管道工？）、尝试用经济学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起始之地；它也自然成了我们“早日帮助 100 万个高考学生填好志愿”的立志之源。

意外的轻推 (Nudge)

宁夏的高考志愿填报是在下午五点截止。最后那天，我们在中午的时候结束了所有的一对一咨询，在宾馆附近找了一家饭店，一个星期以来终于可以好好吃一顿饭了。席间我们聊起来各自的感受。包间里的服务员是两个年轻的回族女孩，其中一个眼神格外明亮的女孩突然问到，她从学校领取到的志愿填报手册，是不是就是我们发的，我们是否可以给她们提一些高考志愿的建议？

原来她们都是高三的学生，高考结束过后就来饭店做服务员，为上大学做一些经济上的准备。我们还一阵可惜她们俩没有提前遇到我们，要不然我们还真的可以给她们的志愿填报做一对一的辅导，但是现在志愿填报已经马上要结束了，也来不及再针对她们的具体情况提建议了。两个女孩说自己还没有填志愿，因为分数没有上二本线，等着八月填报三本和专科的志愿。

这也是机缘巧合。她们和我们，同时出现在一家餐厅的一个包间，又同时和“高考志愿”有关系，还恰好和一项特殊的高考录取政策相关。

我们在这之前的一周，不管是讲座还是一对一咨询，都向很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普及过“少数民族预科班”（以及民族班）这一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人才教育政策：二本的预科班，低于二本线 80 分都可以填报，而且历年都有很多线下考生最终成功被录取。相比于收费高昂的三本独立学院，预科班相当于多花一年的时间进行预科的基础课程学习，再进入质量更好的公立本科学校学习。对很多同学来说，预科班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种机缘巧合还在于，我们这一群人，在宁夏川流多日，做的事情就是“轻推”（nudge）学生们去填一个更好的高考志愿。我们急忙给两个小姑娘说，志愿系统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关闭了，赶紧回家把预科的志愿填上。面对突如其来的轻推，两个小姑娘还在犹豫，也没停下给我们加茶水的动作。那我们就再用力一点地“推”她们：赶紧去给饭店老板请假，下午的工资我们付给她们。如果她们再犹豫，我们可能就直接拿出电脑，让她们现场填志愿了。

和我们那一年遇到的绝大多数高考学生，或者往后这么多年遇到的高考学生一样，大家各奔前程，在某一段林中路匆匆相逢。我们互相也没有留联系方式，不知道这两个小姑娘往后怎么样了。但是不管她们往后的人生，是万里平顺或是命途不齐，我们去做的这些事，总是为着“重建更美好”的心愿和努力。

因为他们需要帮助

甚至我们自己做这些事情也不是一路平顺的。

在宁夏的那几年，有学生误解了我们“北京大学项目组”是来帮助高考不到 500 分的他上北大而认定我们是骗子（2026年，类似的事情还在重复发生），举报了我们的微信号，导致我们的辅导中断了好几天；也有老师以为我们是复读机构或者野鸡大学到学校来招揽生意而对我们抱有敌意。我们经常受到学生或者家长的质疑：是不是来挣钱的？是不是来收集数据的？是不是动机不明的？如果不是，你们为什么要来帮我们填志愿？

“因为他们需要帮助。”

在宁夏，绝大多数高考学生的家长，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上过高中；绝大多数的学生，对中国的大学和专业，知之甚少。一个学生在填完志愿后告诉我，他本来是打算看着大学名字随便填几个的。

绝大多数的高中老师，也并不清楚高考录取的规则。在宁夏，高考志愿填报从顺序志愿模式改为平行志愿已经七年了，还是有很多老师照着二十年前的经验，给学生提供错得离谱的建议。

我曾数次穿行在西海固的公路，放眼望去是远山和房子。每一次，我都会去想：那些在过去十八年积累了无数个人努力、家庭支持和人生好运，才有机会通过教育走出西海固的学生们，如果只是因为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一个星期缺乏信息、指导和帮助，错失更好的机会之门，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从更广阔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角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

从常春藤到西海固

不止是宁夏。我的研究发现，如果把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也定义为“低录”，从 2005 年到 2010 年，全国范围内平均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高分低录，这意味着按照他们的高考分数，他们本来可以被更好的大学录取。更让人揪心的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在高考分数相同的情况下，他们比家庭背景更好的学生，更容易落榜，更容易被录取到平均质量更低的大学，更容易被录取到就业前景更差的专业。这样的录取结果差异，与高考分数无关，就是来自于高考志愿填报的差异。

不止是中国。高分低录并不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参与了一项巴西、智利、中国、芬兰、希腊、西班牙和瑞典等七个国家的跨国研究。这七个国家的高考录取制度大体相当。我和我合作者们发现，即便在考试成绩和学业表现相同的情况下，来自低教育水平的家庭申请和录取的大学质量显著更差；而且，这个差异与分数无关，在高分段和低分段都存在。

这些高考志愿和高考录取的不平等，就是我和老丁，从老丁的博士导师曾满超老师那里，师徒相承而来的毕生学术信念：如何通过教育，降低社会不平等。

人类已经飞速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了，信息无处不在且人人可及，看起来高考志愿的信息鸿沟是能够得到彻底消除的；但现实是，信息鸿沟仍在，甚至新的信息还生成了新的不平等。

“被忽视的独行者”

而我最终和老丁在宁夏开始我们的高考志愿项目，也是种种机缘巧合的结果。

我刚到美国读博士的时候，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学研究，正在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高分低录。2012 年，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经济学顶尖学者 Caroline Hoxby 和她的合作者、哈佛大学的 Chris Avery 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标题是The Missing "One-Offs": The Hidden Supply of High-Achieving, Low Income Students（被忽视的“独行者”：那些高学业成就、低收入学生的隐藏供给）。

文章聚焦于美国的类似现象：一些贫困家庭的高分学生——比如大学入学考试满分、高中学业成绩满分，本可以轻松被哈佛等顶尖大学录取，但却选择了离家近、学术水平低得多的学校。

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便在美国，贫困学生如果被顶尖大学录取，通常不需要支付学费，反而还能拿到丰厚的奖学金；然而，这些高分低收入的学生却往往花更多的钱去上更差的学校。这篇文章在 2012 年前后对美国高等教育教育政策的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引领了往后这十几年全球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受到这个话题的启发，我开始关注中国的情况。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起步晚，做的人也不多。关于如何通过实验干预来帮助低收入学生做更好的大学选择，最早是从美国开始的，我的博士导师 Susan Dynarski 是其中的先驱之一，也是她当时建议我坚定做中国研究。

后来拉丁美洲和欧洲有很多学者也进入这个领域。我博士毕业后，因为宁夏研究而得到去普林斯顿大学和 Chris Neilson 做博士后的机会，他有很多和不同国家中央政府的合作项目，直接在全国层面层面对学生进行辅导和帮助，这让我非常羡慕，也是想通过向他多学习一些先进经验。

回到我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恰好有宁夏的数据支持我关于中国高考的研究。这些数据的获得离不开宁夏大学前副校长李伟老师的推动。

李老师在 2010 年之前，与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合作，曾努力促成了一波宁夏的行政数据收集，这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和李老师从 2015 年开始的密切合作，实际上种子已经在多年之前播散好了。

“你们需要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我最早的中国高考研究，是基于我和斯坦福大学的合作者罗朴尚（Prashant Loyalka）老师的合作。他曾在北大任教五年，后来回到斯坦福，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中国教育研究者。在我开始读博士的前几年，每年夏天我都会前往斯坦福，与他一起合作研究。

我们的第一篇合作论文就使用了宁夏的数据，发现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在高考分数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学生显著地更容易被录取到相对较差的学校。这十年间有若干促进农村学生大学入学机会的政策和改革，但是城乡差距一直保持稳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几年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找到减少高考录取城乡差距的解决途径。2015 年冬天，我在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回国参加庆祝会议。会议期间，在和老丁、李伟校长讨论“教育精准扶贫”的合作议题时，我顺势提出了这个现成的高考志愿信息干预的研究计划。

为这个项目增添记忆亮色的是，李伟校长每次说起这个项目，总是说成是“信息干扰”；直到好几年后我们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了论文，他老人家才终于从标题上发现，原来是信息干预。

再往后，大家共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和北京大学教育经济学研究所的支持，也建立了与宁夏教育厅、宁夏大学难得的互信共识，从零开始，逐步爬山涉水，项目得以实施。

往后这几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研究高考？这其中确实有一些必然性。从我自己高考那年开始，每年我都会帮人做高考志愿咨询，这种经历让我对这个议题非常感兴趣。

此外，老丁也是对高考志愿充满激情，每一年找他咨询的人不计其数；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对高考志愿有着最深刻的学术思考的学者。我们在高考志愿方面有着长期的兴趣和积累，从我做他的学生开始就时常师徒间交手切磋；在开始做严谨的学术研究之前，我们对高考志愿已经知之甚多了。

但如果说最终深入到这一个具体研究，是不是完全的必然？未必。如果当时不是宁夏的数据与高考志愿相关，如果不是有一个近在眼前的实地开展干预实验的机会，我可能会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议题。

那几年我和老丁还关注西南地区的辍学、西北地区的早期儿童发展、海南的中考择校，甚至深圳苹果代工厂的青年们的职业发展。我们最终在 2016 年来到银川“往右一拐就是新华街”，在唐徕渠边讨论如何更好地做一对一辅导，既有长期学术兴趣的积累，也有一些偶然的契机促成了最终的研究方向；或者，用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刘同凡老师的一句话来说，“来之不易是运气”。

如果人人都能达到“反思均衡”呢？

我们最后下定决心做高考志愿项目，是因为我们坚信：高考志愿的信息、偏好、策略的不平等，及其导致的录取结果的不平等，是可以改变的。

我从事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旨在为人们提供关键的信息和指引，协助做出更好的决策。与商业化“大力出奇迹”的努力相比，我们投身其中，是希望把我们在高考志愿填报中的个体经验科学化、一般化和普及化，做出世界一流的教育经济学研究。

不只是做“书房里的研究”，我们更希望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去探索如何大规模地为学生提供最有效的帮扶，打开“高考志愿选择”这个复杂而艰深的黑匣子，最终能转换成为人人受益的国家政策。

虽然一开始我们躬身入局，努力开发各种帮扶手段，把自己做成了“高考志愿咨询师”——人工咨询也好，机器学习也罢，我们的愿景却是，有一天，如果人人都能达到反思均衡，“高考志愿咨询师”这个职业也许是可以消失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可能会有新的工作岗位出来）。

距离让每一个学生学会给自己做最优的高考志愿选择、而“高考志愿咨询师”这个职业消失的那一天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我们也还在努力。我们给项目起名叫 ”The Bright Future of China”（“中国的光明前途”），亦有借用新华字典名句“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之意。还是怀抱着美好期望：不管家庭背景如何，除了坐等命运安排，这些学生其实有更好的机会，在命运加速之前，抓紧扶手，选择自己的前路。

过去几年中国有层出不穷的新高考改革，但是高考志愿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并未减少，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连我那个初中没毕业的表弟，都投身高考志愿填报市场，成为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教育专家”。

我的另外一位硕士导师、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所长王蓉教授时刻担忧我：“只是你可能不太了解国内目前就是高考咨询已经成为了一个鱼龙混杂的商业领域，人们已经不太相信还有人在此做非商业性的努力了。”

随着团队成员各奔前程，四散星河，我们的项目一度进展缓慢，近于中断。2021 年，我在大学里最好的老师，老丁在大学里最好的伙伴，胡续冬老师，突然去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反复思考自己在漫长却又短暂的人生里，还需要做一点什么。

就跟金坛县青年从银川回来后发奋做音乐一样，我也下定决心努力像胡老师一样，做一个好老师，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做什么呢？

What we built isn't unique, how we built it is unique.

2024 年底，《南方周末》再一次发表了关于我们的故事：《“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一群北大师生的教育实验》。

感谢苏有鹏写下这篇极其杰出的非虚构作品。这几年，他几乎每年高考季都会写一篇关于我们的报道或专访，我一度很担心，自己讲来讲去，无非还是那些车轱辘话：高考志愿、教育公平、信息不对称、乡村学生、人生选择。但读完这篇文章，我还是很惊讶。他居然还能从一个已经被反复讲述过的项目里，挖出这么多让我自己也叹谓的细节。一个好的写作者的珍贵之处，可见于此。

唯有一点，我和有鹏的理解稍有不同。在他看来，这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失败了的故事。就像他在朋友圈里写的：“正如历史上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他们无法预料到，这个世界正在变得坚硬，理想最终可能会遍体鳞伤。”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写。因为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一个持续了这么多年的公益项目，最初有那么多热情、那么多学生、那么多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的人，最后却仍然会遇到组织、资金、规模化、路径依赖 和现实约束，这当然很容易被理解为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受伤的故事。

但我自己不这么看。这个项目当然还没有达到我们设想中的“成功”，甚至可以说，它离我们最初想象的样子还有很远很远；可是因为我们还在继续努力，所以它离“失败”也还很远。

对我们自己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是把我们从“书房里的经济学家”，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那里推了一步。

一个经济学家当然可以在书房里、在数据里、在论文里研究教育问题，这样的研究也非常重要；但是教育终究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发生在一个个学生、家庭、学校和地方社会的具体处境里。高考志愿这个项目逼着我们不断面对真实世界：面对学生的迷茫，面对家长的焦虑，面对高中教师的信息不足，面对大学和专业之间巨大的信息鸿沟，也面对我们自己的无知、傲慢和有限。

也正是这个项目，让我第一次生出一个听起来很狂妄、但后来越来越认真对待的愿望：用五到十年的时间，再造中国教育。

当然，八年过去了，我也越来越知道，这个愿望远不是五到十年能够完成的。也许还需要若干个五到十年。也许我们终其一生，最后只是种下了几棵葡萄树而已。

教育变革的两条路径

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何“再造中国教育”？这件事至少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大家不太容易看到的，就是通过科学、严谨的研究，为政府政策提供咨询和证据支持。这可能是在最广阔层面影响最多人的方法，因为一个政策改变，可能影响的不是几十个、几百个学生，而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学生。

但这条路也极其不容易。任何一个政策的真正改变，既需要机缘巧合，也需要无数人长期、耐心、甚至不被看见的努力。

举一个例子，我另外一个项目，是研究如何优化高中数学课程。这个问题我一直很关心，也一直觉得它对中国教育非常重要，但在中国语境下，始终没有找到足够好的抓手去推动。可是同样的思路，在另一个国家的研究中，我却直接参与推动了他们的高中数学改革。这就是教育研究最真实的地方：有时候你非常想影响的地方，暂时没有门；而你在另一个地方做的事情，却忽然打开了一扇窗。

另一条路径，是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就像高考志愿这个项目。因为媒体报道，因为每年高考季的传播，也因为它能够直接接触到学生和家长，所以它给人的反馈是很及时的。一个学生原本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适合什么、应该如何理解大学和专业，经过一次认真辅导之后，开始能够更有结构地理解自己的选择；一个家庭原本只在分数、学校名气和亲戚朋友的意见之间来回摇摆，最后能够坐下来讨论孩子真正想学什么、未来可能走向哪里，这种改变是可以被看见的。也正因为它能够被看见，它会给人一种很直接的满足感，足以让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保持兴趣，继续往前做。这些年我们一对一辅导过不少真实的高考志愿案例，除了有鹏之前报道里写过的、我那个表弟的案例，我们还没有遇到过真正意义上失败的案例。

但它的局限也同样清楚：规模化很难。

如何把一个高度依赖人、依赖判断、依赖责任感的教育服务，变成能够服务更多学生的公共工具？这是我们一直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每年帮助一百万以上中国学生填好高考志愿，这句话听起来像一个口号，但它对我们来说不是一句空话。它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过去高度依赖少数人的经验、判断和热情，转化成一种更加稳定、可复制、可解释、可使用的教育决策支持系统。过去几年，我们其实一直卡在这里。

不过，最近几年，因为 AI 的变化，因为我们自己对教育决策的理解也在变化，这件事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思路和希望。接下来几年，还可以继续往前看。

高考志愿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高考志愿这个项目，对我个人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为这个项目，在我学术生涯的早期，我得以迅速建立起一个非常广泛的合作网络。我有机会和这个领域最顶尖的学者们合作，包括后来做博士后；有机会写一篇包含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合作者的关于高考的论文；也有机会和许多更年轻、更优秀、更勤奋、也更愿意真正理解中国教育的旧雨新知一起工作。这些合作对我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让我意识到，中国教育不是一个可以靠单个学者、单个团队、单个产品解决的问题。它太大，太复杂，也太深。我们需要严肃的研究者，需要真正理解现场的人，需要愿意长期投入的年轻人，也需要能够把研究、产品、公益、政策和媒体连接起来的组织能力。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高考志愿不只是一个“填表”的问题，也不值是一个“分尽其用”的技术问题。

高考志愿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它是很多中国学生第一次严肃面对自己的偏好、能力、约束和未来。它要求一个学生开始理解：什么是大学，什么是专业，什么是职业，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家庭期待，什么是风险，什么是遗憾，什么又是自己真正愿意承担的生活。它不是让学生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让学生第一次学习如何在不完整的信息里，做一个可以解释、可以负责、也经得起时间追问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高考志愿不是教育的终点，而是很多学生真正进入教育的开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希望每年帮助一百万以上中国学生填好高考志愿。它真正的意思，不只帮助他们避免低级错误，不只帮助他们提高录取概率，也不只帮助他们把分数用到极致。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有一天，更多学生在面对人生第一个重大选择时，不只是被动接受一个录取结果，而是能够通过这个过程，更好地理解大学、理解专业、理解社会，也理解自己。一个学生如果能够在十八岁的时候，认真地问一次“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它未必会立刻改变他的命运，但它可能会改变他理解命运的方式。

吾辈应当做些什么?

除了高考志愿，我们这些年也在很多不同的中国教育问题上继续努力。

如何改善贫困地区婴幼儿成长？如何降低辍学率，并让学生在学校里真正学到知识？如何尽早识别出有数学天赋的学生，并让他们有机会开发自己的天赋？如何让中国的英语老师不要再用国际音标教英语？如何帮助高一学生选科？如何帮助中职学生学到真正有用的技能？如何帮助大学生多读书、多锻炼、多睡觉、多学 SQL？如何帮助医学生和师范生，为未来五十年的中国成为更好的医生和老师？如何帮助学生坚持长期主义，培养不可替代性？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分散，但在我看来，它们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东西：教育不是把人送到某个位置上，而是帮助人形成理解世界、理解自己、并持续成长的能力。

只要做的事情足够多，它们当然不可能都会成功。

但也正因为做得足够多，总会有一些事情，可能会成功。大家在《南方周末》的文章里，会看到一张合影。那一年，我们的口号写在上面：Nothing great is easy。我当时给它想了一个中文翻译：好走的路都被踩烂了。在我还没有开始做人生中第一个随机实验的时候，我的博士导师们就告诫我，做实验是很难的。他们甚至建议我，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不要轻易做实验。当然，后来我决定离开学术界，去闯荡另一个江湖的时候，还和他们开玩笑说：也许正是因为我不听老人言，太早开始做实验，所以也拿不到终身教职了。

但我很幸运。在我开始犹豫和纠结的时候，受到了南京市民李先生一句话的激励：吾辈应当做些什么？他也给出了一种答案：踏实且勤奋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还足够幸运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这条路上。甚至可以说，这条路之所以值得继续走，是因为总会有更多更年轻、更优秀、更勤奋的人，前赴后继地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

就像我经常引用的废名在《桥》里写的一句话：“我这样想着，要是我们都做了人类的坟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若是不这样，路人便无所凭吊，亦不足以振作自己的前程。”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失败了的故事。至少现在还不是。只要还有人愿意继续做，只要还有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帮助，只要还有年轻人愿意把自己的聪明、勤奋和热情投入到真实的中国教育现场里，它就还没有失败。它只是还在路上。

2025年7月，我在北京录制《一席》，讲了半个小时之后，我的最后一页PPT，放了陈友松教授的一句话：

祝你们为所欲为。